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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波的伟大
  孙玉祥
  这里的“小波”是指1997年4月11日去世了的自由作家王小波,也许,把他
和“伟大”套在一起,他在九泉之下知道了也会哑然失笑——在他生前发表的诸
多文字中,他对诸如“伟大”呀、“崇高”呀这些个高高在上,俯视众生,要芸
芸众生无条件地向“它”靠拢的词汇进行了无微不至的“解构”,而且是说得那
么的有理有据,让人除了点头而外别无选择——当然,脑子结构特殊者除外。比
如在《关于崇高中》,小波就这么说:“在七十年代,人们都这么说,大公无私
是崇高之所在。为公前进一步死强过为私后退半步生。这是不讲道理的:我们都
死了,谁来干活呢?这煽情伦理流行之时,人所共知的虚伪无所不在;因为照这
些高调去生活,不是累死就是饿死——高调加虚伪才能构成一种可行的生活方
式。”他还说:“与此相反,在英国出现了一种一点都不煽情的伦理学。让我们
把这相反的事情说一说——罗素先生这样评价功利主义的伦理学家:这些人的理
论虽然显得卑下,但却关心同胞的福利,所以他们的品格是无所挑剔的。然后再
让我们反过来说——我们这里的伦理学家既然提倡相反的伦理,评价也应该是相
反的。他们的理论虽然崇高,但却无视多数人的利益,这种偏执还得到了官方的
奖励,在七十年代,高调唱得好,就拿升官——他们本人的品行如何,也就不好
说了。”就这样低调务实的人,能和“伟大”挂钩?其实,一个人是否伟大,在
我看来并不在于他唱的调子是否“伟大”或“崇高”,而关键在他做什么和怎么
做——对思想者来说,就是看他想什么和怎么想。而我评价一个人是否伟大,标
准也很简单:就看他能不能超越自己所属阶层,从别人的角度去看问题——所谓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大”。比如鲁迅,他本来是教育部官员,大学教授,
属于我们现在的白领阶层成功人士,可他就能从属于民工阶层的人力车夫对一个
可能有敲诈嫌疑的老妇人的负责关照中看出穷人的“大”和自己的“小”来,这
就是伟大!同样的,他还能从孔乙己的可笑中看出他的不幸与辛酸;从阿Q的疯
疯癫癫中看出中国一般大众的悲凉与痛苦;从祥林嫂的挣扎与失败中刻画出中国
社会的黑暗来……这就是伟大!王小波也有这样的素质:他自己虽然是留学生,
有洋学位,是大学教师,辞职后也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自由作家,可他就不象
我们许多成功人士那样,只会从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比如看民工、穷人问题
——而能站在对方的立场去看待问题,从而对对方的一些看来出格的言行举止给
予同情和理解,所以,我说他伟大。
  民工是现在大城市市民头痛的一个问题,一提到他们,那些个城里人就会列
出数字说他们这个城市百分之多少多少(一般是八九十)的案是民工犯的;而当
电视上出现一些个染黄发,戴颈饰,穿紧身衣的“黄蛇”在向行人兜售黄碟时,
解说员又会告诉我们这些家伙都是“外地民工”——虽然让人怀疑:中国民工居
然前卫到了这种程度?可解说员这么说,我们也就只好这么信。而民工自己呢,
又因为自己文化与地位都低,没有“话语权”,所以普遍处于“失语”与“被命
名”的状态,所以也就只好由那些个享有话语权的记者市民“呼牛而牛应之、呼
马而马应之”——你们他妈高兴这么说就怎么说,反正印把子(福科说“话语即
权利”)握在你们手里!王小波作为一个地道的城里人,开始对民工也颇多不满:
在《饮食卫生与尊严》中,他就说:“我认识一个人,是从安徽出来打工的。学
了点手艺,在个体餐馆里当厨师。后来得了肝炎,老板怕他传染给顾客,把辞掉
了,他就自制熟肉到街上去卖。我觉得这很不好,有传染病的人不能卖熟食,你
要问他为什么这么干,他就说要赚钱。大家想想看,人怎么能这样待人呢。只有
无赖才这样看问题。”他还进一步补充:“你穿着衣服在街上一走,别人都把你
当人看待。所以,在你做东西给别人吃时,该把别人当人看待。有一种动物多脏
的东西都吃,但那是猪啊。你我是同类,难道大家都是猪?”我想,站在城里人
角度或者一般人角度,这么看待这个民工这么做这个问题上,大家都会认为小波
这结论是公正的,并没有什么不妥。可王小波超过我们一般人——或者说他伟大
——之处就在于:他能超越这样的看法。他讲:后来有一次,他去为朋友搬家。
出去时穿得比较破,回来时身上又多了些泥土污渍什么的。脸色又天生地“黑”,
这一来就有些像那些个“外地来京人员”了。于是乘车时,从售票员到乘客都对
他不大客气;路上不小心撞了个人,不等他道歉,对方也就很“自然”地日妈捣
娘地对他吼开了——这事要换了一般白领或什么成功人士,大概也就回敬两举
“三字经”后回家洗澡换衣罢了。王小波当然也回家洗澡换衣,可他让人佩服之
处就在于他还琢磨这事,而且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假如我说,我因此憋了一
口气,第二天就蹬了一辆三轮车,带了一个蜂窝煤炉子、一桶脏水到街上练早点,
那是我在编故事。但我确实感到了,假如别人都不尊重我,我也没办法尊重别人。
假如所有的人都一直斜眼看我,粗声粗气说说我,那我的确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他还说:“我以为,假如一个人生活条件和人际关系上都能感到做人的尊严,他
就按一个有尊严的人的标准来来行事,像个君子。假如相反,他难免按无尊严的
方式行事,做出些小人的行径。虽然君子应该避恶趋善,不把自己置于没有尊严
的地位,但这一条有时我自己也做不到,也不好说别人了。前些时候看电视,看
到几个‘外地来京人员’拿自来水与脏东西兑假酱油,为之发指。觉得不仅国家
该法办这些人,我也该去啐他们一口。但想想人家住在什么地方,受到什么样的
待遇,又有点理不直气不壮。在这方面,我应该做点事,才好去吐唾沫。”小波
的伟大,就在于他在看到一些个民工穷人的不道德不文明的同时,也带着深深的
同情去探讨了他们这种做法的原因背景——换句话说:他能够超越自己这“在京
人员”的立场而站到“外地来京人员”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所以他能得出和一
般人不太一样的结论。我们说作家也好学者也好,应该成为“社会良心”。什么
是“社会良心”?这就是。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来比较另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发表在《书屋》
2000年6期上毛志成先生的《“穷人”,文明史的反面角色之一》。在这篇文章
中,显然不是“穷人”的毛先生很不客气地将“穷人”定为文明社会的“反面角
色”,还宣称这样一来,我们就掌握了“大幅度提高中华民族物质文明、精神文
明的一八钥匙。”当然,为了使论点不至于引起大多数“穷人”的反感(毕竟,
中国现在也还是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也只能排到世界90几位),毛先生
又将穷人进行的紧身定义:他将穷人分为“高品位的穷人”与“低劣性的穷人”
——前者是所谓“为了干正义的事业,为了搞成大事情,为了建立大功业,一时
人穷财困,那叫气节,叫风骨、叫人格。”这样的人当然不会成为文明的反面角
色了——当然也不是“穷人”了。他所说的穷人是指那些个根本就没希望发财至
富完完全全的“穷人”——或者用毛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彻底的、永远的”穷人!
毛先生认为这样的人,原本就是“人性恶”的产品,加上又没机会接受教育,所
以“无论在其品格上还是在其智格上,都稀松得很,没有什么闪光点。”他还举
了《红楼梦》中的例子,说明就是在贾母、贾政身上都有若干“闪光点”,而下
人们的品格就“实在糟透了”。看了毛先生的高论,我们也许会产生这样的疑惑:
这个写《红楼梦》的曹雪芹由富到穷而且一直穷到底,而不是什么“一时人穷财
困”,那他是文明的反面角色呢,还是正面角色?鲁迅《一件小事》中那个人力
车夫可以肯定是不会干成毛先生所谓的“大事情、大功业”的穷人了,他是不是
也是毛先生心目中是文明反面角色呢?当然,在他面前,王小波更是一个不可逾
越的障碍:因为小波认为一个人高尚道德与否,不在于他穷不穷,而在于这个社
会怎么对待他:把他当君子尊重,他就会有君子的举动;把他当小人,他就会有
小人的行径。究竟谁有道理,我想,读者自有公断。
  朱学勤先生在《1998年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一文中论及王小波时,曾有这
样的话:“王小波的写作风格,无非是从低调进入,同时还能守住必要的精神底
线。若只是低调进入没有精神底线,则会下坠为虚无主义的泥沼;若只有精神底
线却高调进入,则难免意识形态之末路……这一风格的特点是经常翻到事物的反
面去想,这一点,恰巧与自由主义怀疑论的低调风格吻合。”——我想,这也就
是小波伟大之处:平凡的伟大、低调的伟大、反面去想的伟大以及守住底线的底
线的伟大。在我们这个话语权空前偏向大官大款社会强势人物的今天,这样的伟
大尤其弥足珍贵。
  2001/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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