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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遇罗克一家

任众

半年前,我有幸读到了此书的初稿。罗文精练的笔锋和我熟悉的历史镜头,让我
一口气把书读完。有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沉思、愤恨、伤感、缅怀、祈盼……一
起涌上心头。

有人说:“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我们不会忘记,不能忘记,也不敢忘记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因此忘不了遇罗克
一家,以及所有为了社会进步与自由而奋斗过的英烈与先哲。如果我们忘记了,
不仅背叛了自己的信仰与追求,更可怕的是,灾难降临在我们身边却还来不及察
觉——就像人家打来了棍棒,自己连用手遮挡一下的机会都没有了。

我和遇罗克一家人邂逅于一段中国少有的荒诞岁月里,正是“万家墨面没蒿莱”
的社会状况中。

六六年的中国,是人类历史有记录以来最黑暗的社会。我们自五七年被强行戴上
了“黑刺冠”以后,一直处在“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卑微境地中。
“文革”竟然又把那段历史激化了一步:对那些本已失去反抗与申辩能力的冤屈
者再加以打击,以至到了赶尽杀绝的地步!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成了遇家的邻居,住进了东四北大街519号一间东屋,紧
挨着罗克的小屋和他家的北屋。院子里原来有五户,是个非常团结、和睦的集体。
“文革”时,有两家被“红卫兵”撵回了农村,空出了东房和两间南房。我当时
的夫人刚调到街道工作,分到了东屋,南屋搬进一家街道积极分子。

罗克一家人为人都非常好。

他的姥姥,是典型的“老北京”——礼貌、善良、助人为乐。没有人能对她说出
个“不”字。

他的母亲,性格豪爽、热情,堪称女中豪杰。她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很有吸引
力,不愧做过社会工作。最让我佩服的,是她的乐观向上,没见她发过愁——即
使头发被剪成了“阴阳头”,照样和你谈笑风声、开怀大笑。

他的父亲,性格和他母亲截然相反,平时沉默寡言,总爱叼个大烟斗,喜欢看书、
下围棋。但是一旦遇上了知己,或是诚心求教的晚辈,他也会口若悬河,甚至背
诵大段的外文、古诗,引经据典。遇老虽然是学建筑的,文学造诣极高,尤其擅
长语法——可能与他精通日、英、俄三门外语有关。他的好学,无疑给子女带来
了好的影响。常听罗文说,“文革”前,他总是捧着数、理、化书入睡,上厕所
都要从兜里拿出个小本去琢磨,那上面是他画的几何难题。

说起遇老,不能不提他设计的“竹筋楼”。

因为是建筑领域的首创,所以是他中年时代的得意之作。“文革”期间,他曾自
豪地对我讲过;到了他的晚年,仍然没有忘记对我讲述此事。

我想,“竹筋楼”也许算不上惊世之作,尤其发达国家不会采用,但是在物资紧
张的年代,她的意义非同小可。在遇老短暂的技术生涯中,她或许竟是遇老的
“绝唱”——四十余岁就去被强迫从事简单、繁重的体力劳动,从此与喜爱的专
业永别。

五七年,千千万万个人才,就像遇老一样,被人为地埋没了。 我的朋友当中,
有的甚至过早地丧了命。

听遇老介绍,当时搞这种创新,风险非常大——成功了,顶多受个表扬;一旦失
败,对待他那样的“旧知识分子”,后果不堪设想——遇老的一个朋友,设想把
隧道里的通风管道改成竹筒,目的是节约钢材,结果被认为图谋放火而遭到逮捕。

事实也正是如此。遇老的创新,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紧缺的钢材,按当时计划的使
用年限(实际使用的时间是计划的八倍以上),就节省了几十万元——功劳不可
谓不小。但是,转年就把遇老打成“右派”,开除工职、送去劳动教养。

八八年,遇老去世,我决心去采访“竹筋楼”,以此来纪念遇老。直拖到九八年
我退休以后,这个愿望才得以实现。罗文和我同行,他负责摄像和拍照。我们侥
幸地遇到了两位当年参加施工的工人,他们详细地给我们讲了施工过程,又夸
“竹筋楼”的坚固、耐用。但是,问到谁是这项技术的发明人,他们却一无所知。

罗文、罗勉都擅长发明、创造,与遇老的言传身教不无关系。社会剥夺了他从事
科研的机会,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而子女连上大学的可能都没有——一
两代人的不幸,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以生产力的兴衰观点来分析历史,遇罗克一家人的经历,正说明了当时“进
步”与“反动”的错位:杀人者促退了中国的历史,却标榜自己是革命与进步;
被杀者忧国忧民地推进着历史的进步,却被冠以“腐朽”与“反动”。

中国官方报导说“右派分子”(正式戴“帽子”的)有五十几万人,算上被株连
的亲属,就要达到数百万人。其他“四类”分子、准专政对象,以及被株连的亲
属,又要多出一二十倍不止,有人估计总数上亿。这还不算为数更多的,观看过
杀“猴”的“鸡”,他们中的多数,已经变得毫无生气可言。

这样巨大的灾难是谁造成的?谁应该定位为“反动”,不是很明显吗!

能为上亿个“贱民”争权利,以至牺牲了年轻的生命,遇罗克无疑是天下第一人!

他是个英雄,是首屈一指的烈士。

然而,官方没有把他定为“烈士”。我大惑不解,为此问过罗克的母亲。据她说,
也曾经有过申请的打算,但是有关部门答复,必须先追认罗克为中共党员。她认
为罗克生前并无此要求,因此打消了这个念头。

好在人民是公正的——虽然罗克没有官定的称号,却总有人不断地怀念他;有称
号的许多人,反而很快被人们淡忘。

从《我家》一书中,我们才知道遇罗克一家人,为了宣传《出身论》及其人权思
想,付出了艰辛的努力、遭受了巨大的磨难。我因此敬佩这一家人。

还让我佩服的,是他们在逆境中生活的能力——没有被灾难所压倒,反而像野草,
永远能挣扎着站起来、欣欣向荣。我看过许多描写知青的故事,罗文他们的知青
生活,却让我耳目一新。但愿年轻人能从中受到教益。

八四年五月十四日,罗克母亲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因为是东城区政协组织的,
规模很大。我知道遇家的传统,向来不拘礼俗。

我问到罗文,果然这并不是家人的意愿。政协领导曾经征求家属的愿望,罗文只
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五七年“反右”时,《北京日报》曾在头版、大字标题,展
开对遇伯母的批判;现在也用同样字体,刊登一篇仆告。但领导给予否定,理由
是,什么级别的干部用多大篇幅、字体,是有规定的。遇伯母的级别低,别说字
体的大小了,连在报纸上刊登的资格都没有。

就是这么具有讽刺意味——伤害一个人,没有规章制度的限制,也不讲究身份、
等级;做有益于人的事,障碍却这么多!作为礼仪之邦的国度,按理说应该懂得
赔礼道歉——伤害人家多深,起码应该给人家多大补偿。懂道理的,更应该知道
补偿应该加倍。但是身边的事,往往大相径庭。

追悼会后,我去遇家,安慰忧伤中的遇老。

久别重逢,老人眼眶里饱含了泪水,用力低握住我的手。我的问候使他情绪稳定
下来,话也渐渐多了。他用着北京人特有的客套语——“您”字对我相称。

我想起了他家的一桩桩不幸,忍不住表示劝慰。他却以出乎寻常的平静口气说:
“哎,谁让你赶上这个时代了呢,那有什么办法,……”

我提到了“右派”“改正”的事,他似乎有些激动,说:“改正什么,不是还给
你留着尾巴吗!”

说着,他起身在书架上翻找着什么。一会儿,他找出几张文件的复印件让我看。
这是“华北电业管理局政治部落实政策办公室”发下的,“关于遇崇基同志工资
问题的调查情况”。

当年因“右派”问题,遇老的工资由198元降到132元,在“落实政策”后未能得
到恢复。遇老为此向“中央统战部”进行了申诉。这个“调查情况”就是针对
“统战部”的答复。

文中不但坚持了132 元,而且字里行间尽是“小资产阶级,资本家成分”、“一
贯通过行贿,大量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情节严重”、“隐瞒历史特务分子
和不法资本家问题,参加北京基建局工作”等等。

所谓“落实政策”的执行人,看来实在不情愿为“右派”彻底解脱困境。或许因
为他们在极左的空间里过得习惯了,早已丧失了同情心;或许他们十分明白,如
果没有了“右派”之类的“阶级敌人”,也就没有了他们存在的必要。所以对
“右派”只能“改正”而不能“平反”。

尽管不尽如人意,然而我们还是有了“铁树开花”的感觉。在实际生活中,感到
宽松了许多。

在罗文、罗勉二兄弟的陪伴下,我们和老人共进了午餐。这一日的相处,竟成了
我和遇老的最后一面。临别前,他把有关他的“平反”材料复印件送给了我,让
我感受那时“改正”的恩赐性。后来我找原单位索要自己的那份“改正”材料时,
发现除了留有许多“尾巴”之外,还莫名其妙地进行了偷梁换柱!可见被冤屈、
被扭曲、被丑化、被摧残的这些“右派分子”是多么难以“脱胎换骨”!他们能
生活下来又是多么艰辛!

好在人民日益清楚了历史,日益明白了“右派分子”并非历史的罪人。相反,
“右派”在今天的社会上越来越得到良好的口碑。这口碑是在人们的心底矗立起
来的,她安慰了所有五七年蒙难的幸存者。

遇老对于“改正”还是“平反”、留不留“尾巴”的问题,表现了无足轻重的态
度。很快,就把话题转到了别处。

他问我对日语是否有兴趣。我说,很感兴趣,只是学得太少。他竟高兴地把一本
《科技日语翻译技巧》送给我,并认真地在上面签了名,告诉我这本书是他编写
的。

我默然了,禁不住在心中为这些可爱、可敬的知识分子们赞叹:他们竟然能在家
境如此不幸的时候,还在竟相进取!他们不正是以这些智慧的成果奉献给世界的
吗,而他们又向社会索取了什么?

《我家》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它不仅充满了奋发向上的生活哲理,写作手法也简
明扼要,给读者留有充分的回味与想象空间,是值得提倡的文风。

愿读者读完《我家》这篇真实的历史回顾,得到深刻的感悟,能在努力的工作与
愉快的生活之中,警觉那“极左”的历史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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