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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杨福家老师的中外大学比较太没见识》一文的几点反思和补充

  陆兴华

  〖1〗我在《…没见识》一文里举了一些个人观察做例子,现在回头想来,
可能仍是误导人的。我的见闻的发生概率并不能全证我要说的那个简单明白的小
道理。

  我后悔去说这些见闻,还因为,我这样做等于落进了与杨老师一样的俗套:
英美大学是好的,是这样做的,中国大学现在腐败和错乱着,照英美大学做,就
能改进和改正。而我写那个小文的意思,本来就是劝告大家千万别再落进这种象
杨老师那样的儿童直比逻辑。我这等于自己也错乱着去重复这种逻辑了。我做得
不对。

  其实,那一个简单的道理,一直说,人人能懂,用不着举什么例子,或者说
到处都是例子:中国的大学的办不好,就象我们中国人的没有能力做最高权力的
自我阉割,就象我们(已不是整个民族了,因为台湾人民好象学会了)在民主政
治生活中至今没学会自我立法自我司法一样;大学的腐败和错乱,直接来自于、
起源于我们国家内的政治民主生活的腐败和错乱;大学的办不好与国有企业的办
不好是出于同一体制或机制障碍;如何办好大学是一门哲学,必须在大学里来展
开讨论,在大学里来讨论如何改造大学--大学正是这样的令人自豪的地方,它
是使民主民主的地方,中国的大学精神因此就是一种中国或汉语特色下的哲学;
未来中国大学的精神就是未来中国政治民主,就是未来汉语哲学。

  〖2〗我在那篇小文里很气愤的样子,可能是生气于杨老师这样在中国大学
行政里浸淫很多年的人,非但没有正视我在上一段里指出,中国大学人中大多数
都已看出的小道理,却继续把中国大学的腐败和错乱看作是没有学到某国的先进
的管理经验,因为,我认为,这对于他这样一个权高望重自认为见识很多的人而
言,是不负责任和不道德的,至少是发嗲。这样来发嗲的中国大学校长远不止他
一个。他们这样是不道德的。他们这种没见识,反倒是中国大学改革的很可怕的
障碍。

  大学校长本身是我们这种成问题的大学制度的产物,杨老师本身就是他现在
在批评的中国大学校长的那种声制权力的滥用的典型,现在一转身,竟然批评起
与他操作着下放的专制权力的另外有校长们了,这本身就是令人深思的。

  〖3〗大学校长虽然动用着专制下的部分国家权力,其本身却也是一个异化
的大学人,在我看来,也只是在一种攻关、创新和发展的名头下的国家权力和学
术权力之间拉皮条。在一种专制-国家-知识-资本权力下,大学校长会是一种
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格,难道还难以想象?在专制国家的大学机器里,校长
往往也是一种被压迫得变形的产品。而大学据说应该是国家民主生活的核心,让
这样一种专制下变形的人格去成为大学精神的导航,不撞到礁石上是老天不长眼。

  我上文已说过,举个例无法全证,但下面忍不住还想说一个个人见闻,希望
大家听了后不要去以偏概全:我工作过的某个省城的大学(大家甚至可以类推到
所有中国大学,因为这实际代表着一个专制权力系统)里,每上一个新校长,大
学宣传机器和省报市报尤其是那张可笑的省党报用来赢利的晚报(这报上的大多
数人也往往都是从这个省城的大学出去;这张晚报的第一版每天都有关于这个自
恋的省城大学的重要新闻)会把校长当作圣人来树立,其求学和研究的英雄事迹
会被大写特写。这时,他就活象毛泽东那样的一个专制独裁者。还不是学部委员,
那他必须马上是,因为这下不是他自己想要当,而是要替我们大学去当学部委员
或院士了,是别人强迫他当了。他会写几行书法?这下连小孩的幼儿园门口的牌
子都是他写的了,你在大学各处很难不见到他写的字了--到他下台时,我们才
发现,他原来真的也象独裁者,人走字也得撤。

  大学校长象个入租的专制者,其挥霍时的潇洒没有生意人会不羡慕,因为他
花的是国家的投资,其签字起来当然比比尔.盖茨还过瘾和潇洒。记得有一年来
省城看望我的老父,曾点着晚报上的头版头条报道说:“你们单位向农行贷款五
十亿,还值得在报纸第一版上大吹特吹?”国家的大学向属于国家的银行借款,
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性质?这就是上面说到的国家与大学的共生共谋关系--正常
情况下必须经受议会和董事会的监督,但中国的大学校长只要一喊改革开放和发
展是硬道理,就往往可信笔胡来。借到了款的那个很会发嗲的校长和那个某党的
过气官僚改任的书记,象不象那杨姓农民企业家,贷款来造卖不出去的房子?现
在的大学校长,即使不发包拿回扣,有哪个不是这样到处写书法、投这种意气风
发的资的?他们那份潇洒,西方大学的校长是做梦都不敢想象去得到的。

  西方大学为什么投资总也是缺,老师对待遇的抱怨也那么大?因为,那里是
真的市场或民主社会,立法和行政机构拨款时象任何人一样,总是很苛的,捐款
的人对怎么用款也都有很具体的要求。校长的权力是象股份公司里的经理的权力
和议会执政党的首相的权力那样地被监督着的,只是被阉割后、替代着地来行使
的。中国大学的校长当然也是被各种婆婆管着的,但那些婆婆的专制反而给大学
校长留出无须监督的国家权力和对这种国家权力的专制加腐败式操作。国家的专
制权力保护了大学校长手中的国家权力:专制使大学校长勿须接受来自下面的监
督,甚至勿需接受专制者的监督;一个中国大学校长同时是毛泽东、钱学森和杨
XX这样的靠贷款来发展的企业家。过去我认识一个建筑包工头,我发现,在他嘴
里,省城的几个大学的校长和书记,就象是银行的贷款主管,感觉对于他而言,
所有值钱的水或油都是从那里流出来的。

  大学内的民主生活水平,我认为至少应该达到我们村里的议事用款时达到的
民主水平。杨老师当校长时的潇洒,是在这种民主生活里的潇洒,不是国家下放
了一点权力,校长个人支配了国家财政下的那点经费后感到的那种潇洒。出不出
大师,出不出好学生,都是后面的事,第二位的事--制度下、民主政治生活下、
大学精神下、时代精神下才出的,不是校长‘抓’出来的。

  〖4〗或可简单地这样说:杨老师的中外大学比较时的轻率,至少在于,他
将西方大学的管理情况理想化了,竟要让它们成为中国大学去达到的目标了,而
我认为这不仅是做不到,而是一种转移视听,乱找借口。做了几十年校长看不出
这样一个简单的小道理,是可悲的。

  一国的大学管理水平就是其国家的民主政治生活的水平。我们改革大学,不
是要使它成为完美的大学,而只是使大学跟得上我们社会的民主政治生活的水平。
我们的争取目标可能是一种‘不好不坏的大学’,在市场和民主双重制约下的大
学,一种永远在我们的批判眼光下的大学。

  〖5〗我说的关于大学就是民主就是哲学,中国未来的大学就是中国未来民
主就是中国未来哲学这个浅显的道理,来自于哲学家德里达对从康德到谢林到黑
格尔到洪堡到海德格尔的关于大学精神的思考的再思考。这一观点主要集中在他
的《哲学的义务与权利》〖1990年;英文本的名字叫做《Who Is Afraid of 
Philosophy? 》,Right to philosophy 1, Stanford, 2002〗一书中。他三年前
在复旦大学做的那个关于全球化下的未来大学或无条件大学的学术报告中对此应
该有详尽的阐释。

  对“大学精神”这一问题有兴趣的朋友,可深入参看比如说康德的《系科冲
突》、谢林的《论学术研究方法》(1803年)、费希特的《在柏林设立高等研究
院的推导计划》(1807年)、施莱尔马赫的《对德国概念的大学的一些境遇式思
考》(1808年)、洪堡的《柏林高等科研机构的内外组织》(1809或1810年)、
海德格尔《就职演讲》(1933年)等等,其中谢、费和施等的论述,都被收录在
一本叫做《关于大学的各种哲学》(Philosophies de l’université,德国唯
心论和大学问题, Luc Ferry, J,-P。 Pesron, Alain Renault编,Payot, 
1979年)的书中。

  我们平时说的‘德国大学精神’,我想就是指的这个范围。我过去曾撰文指
出,北大校史说到的蔡元培用德国大学精神来引导北大办学方针这一点是不实的。
因为蔡自己说到过没有接触以上文本,他在莱比锡只听过美学课,甚至没有读过
以上人物的著作。我对蔡元培自己的写作的追溯中也未发现他说及以上提及的德
国大学精神之类。

(XYS2004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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