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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郭沫若我也想写几句

□于光远

    读《文学自由谈》载《如今咒骂郭沫若并不崇高》一文，引发我想写这样一篇。

    郭沫若的大名七十年前我在初一年级时就知道了，同班同学中有很喜欢看他作品
的。很惭愧，那时我比较喜欢看“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写北伐战争的文学作品
引不起我的兴趣。但是对他的事也还是有时听到一些。抗战爆发时我在武汉，我的朋
友有在政治部第三厅的，又常听人说到他。但他的《洪波曲》是以后看到的，那书中
写的我没有兴趣。甲骨文我至今认不得几个。他写的东西，我认认真真学过的只有那
篇《甲申三百年祭》。当时，我在延安，这篇东西是中央当作整风文件要我们学的，
当然得好好地学，从中受教育。而的确也受到教育。而且深感毛泽东领导方法的灵
活，把一篇史论作为全党必读的文件。

    我和郭沫若的相识是在建国后他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我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当处长
负责联系中国科学院党组的时候。这时候我对他就有了直接接触后产生的印象。在我
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平易近人的长者，对党组织特别尊重，对党中央、国务院、毛泽
东、周恩来不必说了。他发言经常说某月某日某党中央的同志、院党组都是怎么怎么
说的，作出什么决定。我惊讶他不但内容记得准确，日子也能随口说来。不仅如此，
就是对我，因是党中央机关来的年轻人，也有一种颇为尊重的味道，使我感到惶恐。
他的有些公开的讲话稿，比方他批判右派的发言，中科院党组要我们处帮助起草。稿
子他认认真真看了，没改多少就同意发表。我们觉得他很好说话。我和我们处里的同
志对他都有好感。

    我觉得不解，便是毛泽东对他写的《十批判书》的批评及他的态度。他的《十批判
书》和《奴隶制时代》我都比较仔细地读过。我想总是经过一番研究写出的学术著
作，怎么能毛泽东写一首诗，他就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呢？

    那是一个有名的事情，我还记得毛泽东写的那首“批判诗”和郭沫若的“检讨
诗”，现在还能默写得出，不过当时也没有记准（因为有不同版本，不知道那个版本
准确），现在默写也就会有更多的差错，不过总的来说是不会错很多的。）

    毛泽东的“批判诗”的题目是《读封建论》（七律）有八句：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之事待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子名高实秕糠。历代都行
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郭沫若的检讨诗题目《春雷.呈主席》也是七律，八句。

    春雷动地布胎苏，沧海群龙竞吐珠。肯定秦皇超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十批》
大借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我记不起这两首诗都是哪年哪月写的，只记得两诗相隔不久。我作为一个搞学术的
人，对沫若的这种转变实在难以理解。

    关于郭沫若《十批判书》是否抄袭《先秦诸子系年》这件事，我对钱穆等人的著作
毫无所知。我在《读者》上看到境内一位学人介绍的余英时为他的老师夺发明权这种
说法，完全是偶然。我更没有时间和兴趣去研究这种说法真实与否。可是就在这时
候，我在《博览群书》上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两位研究员耿清珩、翟清
福写的文章，我就根据学术界的一般的规矩给《读者》编辑部写了这样一封信：

胡亚权、彭长城同志：

    《读者》我虽未订阅，有时在书摊上买回来后，看了我的印象是很不错的。但你刊
第十期选用了丁东所写《逢场作戏的悲剧》文中完全接受余英时的观点，认为郭老
《十批判书》多处抄袭余英时的教师钱穆的文章，从而不公正地批评郭老。我对文章
所涉及的两本书没有研究，但在看到此文前，曾读到《博览群书》1996年第8期刊有
《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评余英时<郭沫若抄袭钱穆著作考>》，读后觉得驳斥余英时
有根有据，不知你们以为如何？我认为你们既然已经选用丁文，耿、翟的文章，似乎
也应选登一次，不知尊意如何？

    盼复

    为了便于你们工作，特复印耿、翟的文章寄给你们。

                                      于光远

                      1996年10月21日

    与此同时我也写了这样一封信给《博览群书》编辑部：

武宁同志：

    谢谢你寄给我的《博览群书》，我虽未能给你写些什么，但寄来的几期都看了。

    我在你刊1996年8期读到耿清珩、翟清福二位同志的文章，从文字来看，它有理有
据地驳斥余英时中伤郭老写得是很好的。（这里所写“从文字来看”是指我未及审查
原始资料。）但《读者》第十期选用了丁东所写的《逢场作戏的悲剧》完全接受余英
时的观念，对郭老作出依我看不公正的评论。我认为丁文的写作态度是不可取的。
《读者》的编者选用此文也不妥当。我这个意见已去函《读者》了。对此特函告。不
知你们对我的这种看法以为如何？

    敬礼！

                                      于光远

                      1996年10月14日

    两封信都没有得到反馈。今天我把这两封信的草稿找了出来。由于我未作任何研
究，我只是要求按照“百家争鸣”的方针办事，没有别的想法。我认为《博览群书》
编辑部没有必要给我回信，而《读者》也不给我一封回信就未免有些失礼。

    后来，我又看到《书屋》1999年第五期方舟子的文章《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和翟
清福的《关于郭沫若‘抄袭’说与焚书论》。我作为一个读者觉得否定“抄袭说”的
论据更充分了。


（《文学自由谈》1999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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