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跳楼记

　　　　　　　　　　　　　　　宁晋　尹明

　　1992年10月12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

　　就在那一天的深夜，一个身影从北京大学校园内第四教学楼五层一间教室的窗口上急坠而下，重重地摔在了满是小石子的硬地上。

　　13日凌晨6时许，有早起者路经“四教”，猛然间发现一人横死在墙边，所穿的衣服上还沾有少量白灰。从死者的惨状看，是从楼上摔下致死。早起者立即报案。

　　不一会儿，闻讯者纷纷赶来。随着晨曦初露，前来围观的人不由吃了一惊：这不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资料室主任、副研究馆员（相当于副教授）、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经济学院资料室和行政系统党支部书记解万英么！他怎么会从这楼上摔下来呢？

　　据公安机关勘察现场，发现五层的一间教室里留有死者的一件大衣和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窗户开着，紧靠着窗户的地方放有一张椅子，椅子上有死者的足迹。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窗户旁边的一张书桌上，放着一本《求是》杂志，杂志封面上部的空白处，死者用圆珠笔写下的“共产主义必定胜利”八个字赫然在目。经法医进行尸检，最后，公安机关的结论是：“无搏斗痕迹”，“高坠死亡”。

　　既然现场无搏斗痕迹，法医尸检也未发现有任何异常，那么问题似乎就很简单了——自杀。尽管公安机关并没有明确说这是自杀，但人们不难从现场勘察所提供的情况中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

　　于是乎，“北京大学经济系的一个教授自杀了”成为那几天的特别奇闻，传遍了中关村一带的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和高科技公司。对于解教授为何“自杀”的问题，虽然人们一般持审慎态度，不愿多说，但却有一种“定势”在悄然地蔓延着：解教授是在五六十年代氛围里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与系里几位著名的中年教授历来观点不一，但又无权无势，且老实忠厚，辩论不赢，自己生闷气。“十四大”召开的当天，他如坐针毡，心急如焚。从收音机里听完“十四大”政治报告后，在教室中呆坐一夜，最后在那本杂志上，写下了“共产主义必定胜利”八个大字。左右环顾，思前想后，倍觉凄怆，面对无可挽回的绝望夜空，终于毅然决然地为自己的信念和理想挺身殉道了……

　　解万英，时年53岁，陕西人，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同年留校任教，后在资料室从事资料分析和整理工作，同时兼作一些教学工作。

　　认识解万英的人都知道，解老师爱认“死理”，生性质朴，甚至有些近于木讷。可他性格直爽，为人耿直，有话直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可以说并不内向。对待工作，他一贯认真负责。北大经济学院在给解万英所致悼词中认为，解万英对工作兢兢业业，踏实肯干，为教学和科研工作作出了贡献。在对待个人利益上，解万英也能做到顾全大局。解万英与妻子及两个儿子多年来同别人合住一套单元，但他从来没有怨言，直到他死前不久才分到一间补差房子。就在他分补差房子的前后，学校房管部门又决定让他们搬到楼层较高的一套单元房，可妻子不愿意搬。为此，解万英给妻子做了大量工作，甚至死前一天还在劝妻子要顾大局。

　　解万英的家庭责任感极强，无论出门办什么事，即便是象理发、洗澡、买菜、打油之类的小事，如果家里无人，他必定都要事先留条，以免家人惦念。他的心也极细，对诸如是买400斤还是500斤大白菜，是否该取下竹帘子这样的家庭琐事也亲自过问和处理。对如何教育培养孩子，解万英更是十分重视，经常与妻子一起为此大费脑筋。他为了给孩子以勉励，喜欢不时给孩子写点以名言警句为主要内容的赠言。不过解万英有个习惯，他一般不用圆珠笔写字，而更愿意用铅笔、钢笔，特别是碳素笔。

　　由于多年来主要是从事资料分析和整理工作，解万英的学术成果不是很突出，但在学术观点上，他却具有明显的个人特点。他相信计划经济体制，对市场经济理论则研究和了解不多。他对“私有化”的提法特别反感，曾在《经济资料》等内部刊物上发表过《理直气壮地反对私有制》和《关于分配不公的争论及治理》等文章，反对“私有化”及由“私有化”而引起的分配不公。在平时的言谈中，他对系里几位近年来比较活跃的著名教授所持的一些观点很是有些看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尽管不能将解万英的思想简单地断言为“左”，但其言行的确给了一般人这种印象。

　　据了解，没有发现与解万英有强烈利害冲突的人，而且他的家庭关系也很融洽。

　　于是，有了“假说”：

　　10月11日星期日，解万英上午与妻子一起商量搬家、买大白菜及下周安排等家务事。下午本来准备一起去逛中关村跳蚤市场，但后因一亲戚来访而未能成行。当天晚上，解万英说13日上午有研究生的课，要急着备课，所以当晚就在补差房间里备课、就寝。12日上午，他先去学校房管处谈住房问题，然后回到房间里打开收音机收听当天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所作的“十四大”政治报告。当听到报告里提出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他感到空前的失望。由于他不赞成搞市场经济，更由于他没有料想到把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原则写入党的正式文件，因而他感到一种强烈的精神刺激，甚至感到了绝望。那天晚上，他平生第一次未打招呼而没有回家吃饭，也没有进行他每天晚上例行的散步。家人以为他在补差房子里忙于备课（或以为他在别的地方忙于工作），并未留心，也没多想。夜深人静以后，他手拿着半导体收音机，怀抱着《求是》，来到第四教学楼五层的一间教室。在万籁无声的氛围里，他思前想后，只觉万念俱灰，以致不能自制，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终于，他拿起圆珠笔来在心爱的杂志上写下自己的最后留言，然后搬过椅子放在窗边，再踏着椅子往外一跃，从而写完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幕。

　　然而，也有一些人对上面的说法表示怀疑，认为这里面还有些疑点。

　　第一，解万英生前虽然在学术观点上具有明显的个人特点，但却不能说这就是反对改革开放。不仅如此，在一定意义上说，他所从事的资料整理和分析工作，已涉及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尖端课题。例如，由解万英生前主要负责编辑的两卷本《股份制理论与实践学习参考材料》，收录了这项研究专题大部分的重要观点和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合编的《中国农村十年改革纪事（1979－1989）》，解万英也担任了主要的编辑工作。作为编委之一，解万英还曾在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办的《沿海经济》杂志上发表《税利分流——发展承包制的新探索》等论文以及其它关于土地有偿使用等问题的文章。

　　第二，经多方察寻，死者确无任何遗书和说明之类东西留下，这对一个为信念而牺牲的人来说，是绝对不可思议的。

　　第三，像解万英这样心直口快，有话直说的人，怎么会突然之间忧郁苦闷而悄然自决了呢？更有甚者，对如此爱妻护家，惜子如命，并在区区小事上反映出强烈责任感的人来说，如何会置弱妻幼子（其子均未成人工作）而不顾，连个招呼都不打，一点安排都没有，就撇下全家大小而去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