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忠诚的纳粹分子，特罗迪参加了党卫队就必须要起誓，表达“绝对服从和忠诚直到生命终结”，这意味着她必须在亲情和政治上做出选择，特罗迪作为两个年幼孩子的母亲，毫不犹豫选择了纳粹：“可是我愿意！我想要成为党卫军的一员，这对我来说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东西都重要。”施奈德追问道：“这比你的家庭还重要吗？”特罗迪不假思索地回答：是的。接着带有惋惜的口吻说道：“但是你不会理解。如今再也没人能够理解了。”

　　我以为，生活在民主时代的施奈德确实不能准确地理解这种抉择的决绝性。一个在民主国家里成长起来的人，对极权统治宣传的洗脑功能缺乏直接感知，那种无可挑剔的伟大、不容置疑的正确，容不得任何质疑，而对宣传的一切质疑都有可能被视为对权力的挑衅，这是任何一个极权统治者都不允许发生的。戈培尔曾经说，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在不能自由呼吸的世界里，谎言和“真理”往往就是同义词。被彻底洗脑的特罗迪，她既能阅读康德，也能选择罪恶，极端的分裂性不可思议地被调和在一起，统一在一个人、一个民族的躯体上——特罗迪如此，不少在战场上丧身的德国军人，都随身带着一部海德格尔的著作。

　　特罗迪在和女儿的对话中，每每谈起过去的日常生活，谈起自己的子女，她总是无精打采、颠三倒四、浑噩不清，一旦回忆起自己罪恶的辉煌，她立刻变得神采飞扬、精力充沛起来。

　　在拉文斯布吕克女子集中营里，特罗迪就犯下了令人咋舌的罪行。这里，请允许我抄录书中提供的文件：

　　1942年，参与了几乎所有党卫军人体试验的恩斯特•格拉维茨医生命令让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囚犯感染葡萄球菌、气性坏疽菌、破伤风以及混合配制的几种致病细菌，目的是研究磺胺类药物的治疗作用。主管这个项目的医生是卡尔•格巴特教授，他是柏林大学的整形手术教授和霍亨利青党卫军的主治医生，也是希姆莱的朋友兼私人医生……

　　在囚犯毫不知情的状态下，使他们的腿部下端受到感染。目击者证实说，当少数幸存者的伤口出现愈合的疤痕时，伤口常常会被深深切开直至露出骨骼。除了往伤口植入细菌组织之外，还常常会加入木屑和玻璃渣。受试者的腿部很快开始化脓。为了观察情况发展的过程，不会对受害者进行任何治疗，他们往往极其痛苦地死去……每一个系列的实验都将重复至少六次，会使用六至十个年轻的女性——通常选的都是最漂亮的。

　　格巴特教授只偶尔去拉文斯布吕克视察试验结果，“病人”被绑在桌子上，排成一排，一连数个小时等候“教授先生”来检视他们的伤口。

　　特罗迪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犯人绑在桌子上，等待纳粹医生的试验。

　　施奈德听到自己母亲是如此“工作”的，她问道：“难道你对那些接受试验的人一点也不感到同情吗？”对此，特罗迪傲慢而冷血地表示：“不，我一点也不同情他们。因为手术是为了造福人类而进行的。”而她不能表达同情的原因就是“没有权力表示同情”——同情，原本属于人类本能的情感，在特罗迪这里，具有人类的情感本能也成为一种权力。特罗迪不仅是赤裸裸谎言的受骗者，同时她也成为谎言的编造者。只要是纳粹政权散布的谣言，她都不加选择地采信、从不怀疑，并随时兜售谣言，为罪恶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