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抚着老人的手背，想告辞。可刘老师挽留我：“你们办《记忆》是有功德的事，我愿意把我知道的情况告诉你们，通过《记忆》留给历史，留给下一代。”接着，老人回顾了文革中北京中学发生的暴力，介绍了文革结束后，北京市教育局清查三种人的经过：当时市委成立了“清理三种人”小组，组员分赴北京各区县调查文革时期发生的暴力事件，尤其是文革之初红卫兵私设公堂，打人抄家，以及在学校内外打死人的情况。正在大伙干得带劲儿的时候，中央下了文件，红卫兵的事不准再查下去，并且要求大家上交调查笔记，由上面统一销毁。我们后来得知，这是因为当年的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给胡耀邦写了信，为红卫兵辩护，说他们当年保护了老干部，是与中央文革对着干的，并受到了中央文革的迫害，因此不能算做“三种人”。中央因此下了文件，来了一风吹，使所有的调查工作戛然而止，给历史留下了一笔糊涂账。这对于文革研究是一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