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log.renren.com/share/221133801/7229788024 袁凌：林昭《十四万言书》的思想谱系
林昭写于1965年的《十四万言书》（原名《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一封信》）是一篇让人时常感到困惑的文献。作为眼下所知的最完整的林昭著述，人们藉此追 寻林昭思想脉络时，却常常受阻于文中偏执的情感及不合常理的思维，得到一个冲突矛盾的印象。
这事实上是由于，相比于写给人民日报的前两封信以至《告人类书》这样的文本，《十四万言书》不是一篇以阐述思想为主旨的文献，它因柯庆施病故 而起，主旨是揭露林昭认为的柯氏之死背后的真相，谴责当局以至“独夫”（毛泽东）在柯氏之死中的道义缺失，表达强烈的哀悼情感。林昭在写作中处于因柯氏之 死的带来的情绪亢奋以至“迫害妄想”状态，由于写作长达数月，这种偏执状态却又和极端的理性清醒成为一体两面，在愤激之辞中时而透露出林昭的政治、道德、 认识以至信仰观念。
可以说，《十四万言书》对于研究林昭的思想，并不是一篇趁手的文献。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其因事而起，带有强烈的道德和情感义愤，主体性特 征也就更突出，林昭的精神气质和思维模式表现得更为充分。在这个意义上，《十四万言书》对探索林昭又是独一无二的。
本文试图从《十四万言书》出发，结合其它面世文献，比较切实地探究林昭思想的内容和来源，以及其精神脉系。总体上说，林昭的思想深度直接取决 于其精神穿透力，这使得她更多地呈现出诗人和先知的特征。通过先知式的直觉理性，林昭触及了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课题。
“自由”和“实用”的政治学原则对立
如果把《十四万言书》视为一部有系统价值的思想文献，而不是简单的“对暴政的宣言”以及一些思想断片的闪光，那么其中比较成形的观念，应是林 昭在对当局的批判中体现出来的政治学原则。
的确，林昭对于一党专政批判的道德和情感力度，在她同时代的批判者中无出其右。但在义愤的表面下，林昭对共产党“实用性”政治原则的洞察其实 是相当准确的，甚至超出了今天一些研究者的水准。而在另一方面，林昭对基于“自由”的政治学的理解也是相当准确的，达到了今天自由主义的思想水准。
林昭把共产党的“实用性”原则表述为“穷尽一切手段达到目的的纠缠”和“狗熊式的不甘被动”。比之单纯的暴政，这种“没有底线”的模式更加引 起她的彻底反感和断然反对。
从历史来看，我们不得不说这个定位比单纯的“暴政”描述要更内在、准确。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不停地在调整自身的意识形态定位和政策方 针，包括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与国民党从合作到内战、对知识分子和农民的态度变迁，以及其延续至今的“统战”政策等，而夺取和保持政权的目的没有变（即林昭 说的‘天下靠打而民无二主’）。新时期邓小平“猫论”，则是实用原则的最集中体现。
“实用性”原则长期为人忽略，原因在于其外面披有坚硬的意识形态外衣，包括邓小平提出“猫论”，也是披着“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外衣，其后果 到今天才逐渐显露。林昭指出了这种意识形态外衣的存在，她称之为“伪善的教条外壳，并且是硬壳”。这既是一个道德意义上的批判，也是思想上的透视。“教条 的硬壳”，不止人们在一般意义上批判的“公式化、教条主义”，她直接地指出这是“该死而又该死的马列主义的外衣”。
林昭对于马克思主义和马列主义（经过列宁主义改造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有所区分。林昭将马克思主义称作“不朽的裹尸布”，实际上失去了现实功 能。而“马列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实用化的成果，意义要重要得多，林昭对其的批判也激烈得多。把“马列主义”称为“伪善的教条硬壳”，林昭看出了在马列主 义意识形态（共产主义）下面的实用性内核——取得和占有政权，从列宁的“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到中国的“毛泽东思想”。
林昭认为，正是无产阶级专政意识形态硬壳的保护使得其实用性内核更加得以不受阻遏地发展，以至到了全党特务化、政权帝王化的程度。在共产主义 的口号下，最终实现的是一人的私欲和没有底线的维护政权的手段。这是普列汉诺夫以及波普尔等人指出的“阶级专政”的路径进化。
林昭同时代的思想先驱们，更多地是在探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比如张志新和王佩英、陆兰秀（林昭的《星火》同仁们在出版的刊物上，也表现着 这样的思路）。“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实用性”上的区别，是多数被称为“两头真”的人们经历了漫长得多的人生峡谷和时代曲折之后才有所省悟的。 在否定了列宁之后，他们提出“回到马克思”。
林昭从未想要“回到马克思”。她与“毛泽东思想”“列宁主义”对抗的思想体系另有出处，而且是来源明确的，就是在自由基础上的政治学原则，其 代表人物从林肯到肯尼迪，其基本原则是自由和责任的统一。
林昭对自由的疾呼在十四万言书及附录诗文中俯拾皆是，其力度固然超出同时代思想者们，但重要的是她将自由和责任对举，作为政治学的先决原则。 她将自身定义为“反抗者”，但并不认为处于反抗暴政的地位可以不承担任何伦理责任，不遵守任何规范。她为自己提出的原则是“坚决和诚恳”。
“坚决”指的是理性、严肃性，反对功利性的“政客理性”，诚恳则是仁心而非暴力的原则。林昭引述林肯的话说：“奴役他人者必不能自由”，她指 出“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都不能够以权力去建立”，即使在中国这样的“中世纪遗址”上，政治斗争也可能以较为文明的方式进行而不一定 要诉诸流血以至共产党宣扬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因为“自由是完整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有人在被奴役，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满的自由”，还因为“如同内容 和形式一样，目的与方法之间也存在某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即使以战争而言，“因为归根到底仍是一种政治斗争形式，亦得律之以政治道德。”这并非一般性的自 由遐想或者颂歌。相比于当局信奉的枪杆子出政权以至“政治挂帅”而可任意行事的思维，林昭的方式则是“向检察官献上玫瑰花”的和平抗议。《十四万言书》是 对现代自由主义原则的全面传达。
对于和平时期政治生活的原则，林昭强调的是自由——责任伦理。林昭理想中的政体，是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做出他的决定，因而也应该承担他的决定 的责任”的制度。由此出发，她批判中国共产党内个人崇拜极端化的根本，是毛本人拥有不受一切限制地做出任何决定的自由，却不用承担这些决定带来的责任。因 而一切好的后果都归于他，而恶果皆由别人承担。在这样的情形下，即使毛泽东本人也并非拥有真正的自由，他已经“不能如实地认识客观世界”，“精神状态大成 问题”。相比于单纯批判毛泽东的独裁，这是从自由主义观念出发的更深刻的提示。
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林昭一时的思想火花，而是在整个十四万言书及林昭面世文献中一贯的观念。她自己说，在政治反抗过程中，她“对于这一行 持有自己的若干独立见解”，并且一再明确地提示“政治原则”这个概念本身。
十四万言书本身，也是在实行着自由主义政治信念。林昭个人处于不自由的状态，但她没有认同“楼梯上打架”的所谓阶级斗争方式，而是按照政治伦 理严格地追究和承担了自身的责任，同时详尽地追究当权者在柯氏事件中的责任，《十四万言书》的主体既是这种双向责任追究。在林昭内心，始终把自己视为一个 与当局对等的、自由的负责任的个体。林昭认为“反革命分子”这样的称谓是缺乏起码的政治上的严肃性的，因为它掩盖了政治学中基本的对等原则，亦即“坚决又 诚恳”。
这种原则是不容误解和利用的，林昭因为当权者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一再误解和试图利用这种原则感到“牙痒痒的”愤恨，然而她并不放弃“坚决又 诚恳”的原则。
她也没有隐瞒自己政治学原则的明确出处：“自由的故乡”和“自由世界”，即以基督教信仰为根基、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社会。
如果说林昭对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学的理论并无系统深入的探究，也不可能接触到同时期的罗尔斯等人的“政治正义论”学说，她的直觉的判断和选择却 是非常准确的。从林肯到罗斯福、肯尼迪的称誉，尤其是对于肯尼迪的心仪，透露出她敏感地捕捉到了西方民主社会中最具活力的自由主义精髓。
在现代政治学上，自由和理性是不可分割的一体，正如在林昭所处的中国孪生的奴役和盲从。林昭引述一位师友的话说，政治学上，除了仁心之外，最 重要的即是理性或明智。她说自己经常拿起《人民日报》，希望从中找到一点“明智的——理性的气息”。这理性不是“政客的理性”——工具理性，或者理性意识 形态，而是植根于人天赋的自由意志，来自上帝的公义。
林昭明白地说，她实践的是基督政治的路线。西方现代社会的政治学理论，正是产生在基督教信仰的“上帝赋予人自由理性”的根基上。对于基督的信 仰，帮助林昭准确把握了自由主义的本质。
在林昭所处的社会现实中国，“自由”被追求改造社会的“平等”或“民主”所掩盖，从而滑向极权的桥梁，林昭对此是有深刻敏感的。她很少单独地 提到“民主”，提到时总是与自由相联系。对于自己和同代人追求“民主”而失去“自由”的过程，她是有直觉判断的，虽然她还来不及对二者的关系作出严格的厘 清。
相比于同时代的反暴政思想者们，林昭更无愧于自由斗士的称号。
“一家亲”——反抗与亲缘关系
在自由主义的核心之外，林昭在十四万言书中体现出来的思想脉系其实是相当复杂的，有包括五四以来的自由民主启蒙，也有孙中山的“民国法统”， 更有钱理群、傅国涌指出的北大传统，此外是古代圣贤的人文传承，最后还有基督教信仰。这些不同质的思想被林昭杂采并收，目的是为了运用一切思想资源对抗无 比强大的当权意识形态，以及毛个人的权威。
但从另一方面说，这种紧张的对抗背后，又存在着强烈的亲缘关系，正是对这种亲缘关系的既认同又反抗，造成了林昭十四万言书与血衣题诗中对待毛 泽东的剧烈矛盾。在个人情感之外，林昭指出这种亲缘关系的根基是民族意识。
林昭生于三十年代，少年正值抗战时期，她不可避免地会接受到五四启蒙传统与民族主义的双重影响。这样的思想脉络，可能自然发展到要求民主自 由、反对国民党专制，却难以自然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因此所有知识分子在建国后都必须经过“洗澡”，实质是洗脑。林昭显然在解放前后 经过了“阶级理论”的转变，因此会与家庭决裂，参加革命，以及针对地主富农阶级的土改。在一段时期以内，她对于毛泽东以及当权意识形态的感情达到了顶点， 曾在写给倪竞雄的书信中抒发对于远在天安门的毛泽东的亲近、敬仰和神往之情。
但在反右之后，林昭却彻底抛弃了阶级思维，称之为“楼梯上打架”理论。
林昭对阶级论的果断抛弃显得突然，但并非没有思想脉络。原因一是林昭本身不属于无产阶级，她的阶级思维是外来的。林昭的同学李雪琴既曾指出林 昭和她在出身上的不一致导致的意识不一致。原因之二是林昭的家庭，除了开明能干、曾任国大代表的母亲外，尚有一位富有独立意识、不与共产党政权合作的父 亲。在这样的家庭气氛下，林昭自述，1945年罗斯福的去世，即已给她留下强烈印象。反右之后，林昭恢复了跟父亲的思想和感情联系，对阶级论的抛弃很可能 与父亲教诲有直接关系。
林昭个人的经历以及她善于思考的个性也是她容易抛弃阶级论的原因之一。《十四万言书》中说，由于新闻的职业，她接触的材料和史实多了些，“不 能不隐约窥见了一个非近代的东方式野心家之轮廓”，这发生在反右之前。
林昭对毛泽东的批驳是不遗余力的，不惜使用“独夫”“暴君”“魔鬼”的多种称呼，这与其早年的热爱适成对照。林昭用四部戏剧的比喻描述了这种 转变：从《一家亲》到《年青的一代》《夺印》到《祝你健康》。这个比喻说明，林昭并不否认自己和当权者原本是《一家亲》的事实。林昭自称为“新生代青年反 抗者”，是新生对陈腐的反抗，而不是阶级斗争。林昭不否认曾经的某些共产党人有过理想主义的追求，并指出自己亲属曾为之献身。理想主义这个词在今天容易引 起误解，但在林昭的语境里，它的内涵是自由民主的追求，来源于五四传统。
问题是在建国后的共产党迅速退化为“功利主义”之后，“一家亲”的根据何在？
林昭指出，抛开政治观念的对立，她在有一点上和共产党是一致的，就是她的民族意识——“我们总算都是中国人”。“从祖国的根本利益来深思详虑 很多问题”，“坚决又诚恳”，是“作为反抗者对同民族之极权统治者”所持的态度。
正如历史学者指出的，民族主义是当代中国人的宿命，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都是民族主义者。比之“民族恨”，“阶级仇”实际上更多是外来产 物。近年来不断有论著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实质上很少有区别，亦可以称作“一家亲”。林昭“一家亲”的定语，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林昭并不赞同国民党，也不 认同共产党，但她赞同民族意识。一个独立、富强的民族的复兴，正是在这一点上，林昭会对“毛主席”迸发出那么深刻的感情。
在完全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专制本性和彻底功利性之后，从政治学和信仰上说，她采取了坚决的反抗、批判，甚至称之为“魔鬼”，但站在民族立 场上，她却取着规劝甚至是“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对毛泽东的彻底批判与斩不断的寄托造成了深刻矛盾，造成了带有某种精神分裂的面貌。
这种矛盾的寄托在再度入狱后押于第一看守所期间急骤发展，在《血诗题衣》九首中全面显露，又因柯庆施之死受到巨创。正如朱毅和张元勋指出的， 林昭的血衣九首全部是规劝毛泽东，既有“只应社稷公黎庶”的国家意识，也有“多情每笑钟离春”的个人情感。林昭自己在《十四万言书》中还提到，这期间写的 《疯话》也是“想向独夫作些不拘形式不着痕迹不落陈套的规谏而促要他凡事取之正途”。到了《十四万言书》，对毛泽东则转为彻底全面的否定。
林昭此间的转变并非简单的情感受创或者“思想弑父”可以概括。即使在控诉式的《十四万言书》中，林昭并未完全推翻从前“一家人”的寄托，而是 在沉痛中冷静思考了自己的情感由来，指出“一家人”的根基是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
林昭自述为“秉着民族意识与基督精神”。抛开信仰层面的悲悯宽恕，民族意识是林昭找到的自己和当权者最后的共同根基。林昭看到了“毛泽东”或 共产党在民族独立意义上的合法性，她不可能因为政治上的对立去否定这种合法性。实际上，毛泽东在晚年对自己的总结是“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这是林昭对于 毛泽东认识的又一深刻之处。
不能不说，林昭的反思触及到了直至今天仍然没有解决的时代症结。民族主义仍然是当下中国人最复杂的政治难题和最难打开的心结。
“灵魂迷狂”的人性深度
作为一部思想史文献，《十四万言书》在强烈的情感背后具有隐喻和预言性。林昭的思想达到前述的深度，不是逻辑思辨的结果，更多出自直觉。
这是林昭自己在《十四万言书》中明言的。她说，自己更多地凭着感性而非理性。“这个青年反抗者所作的诸般战斗行动大都源于直觉——感性，而不 源于理性。”她说自己一个人的抗争是“断乎不可能以着理性来进行的”。理性对于林昭，“只不过时或用以检验、分析以至理解感性的决定罢了。理性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深化感性，然而绝对无法代替感性。”在《十四万言书》中，逻辑思辨的是非探讨和感情的抒发相表里，但林昭认为前者是不得已而为之，出发点仍然是感性 的判断。
在政治生活领域中的根本原则——理性（林昭语），在个人精神领域中并非主导，这对于林昭来说确乎是一种分裂，让我们想起王国维“可爱者不可 信，可信者不可爱”的精神困境。在本性上，林昭不是一个政治活动家或政治学者，“当年追随共产党，其出发点只是热烈的感情而非政客的理性”，成为政治反抗 者亦是“被抬上了桌面”。
从本性上说林昭是一个诗人。但恰恰是林昭而非诸多的政治学者，触及到了中国共产党以至当代中国社会的核心实质。这不同于一般的“感性认识”， 而是洞察。在《十四万言书》中，这种洞察力掩藏在剧烈的情感纠葛和看似精神偏执的叙事逻辑下，让人想到了古希腊哲学中论及的一种精神现象——灵魂迷狂。
哲人柏拉图在论及真理、灵魂和理性的关系时说，对于最高的真理（理念世界），人的理性是无法达到的，而只能依靠灵魂的飞升仰望，在瞬间眺望理 念世界的真实。诗人天生具有这种能力，他们在来自神性的灵感裹挟下，在迷狂状态中传达真理。所以作为一个诗人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抓住了诗人的灵感却 是神圣的。
林昭在十四万言书中自述，在1965年3月“血粥事件”之后不久，“一种来自身外某处还也许来自上方的灵感冲激着我”，处于“那样一种如梦如 幻地不是十分由得自主的恍惚里”，促使她当日起稿写作《疯话》。《疯话》的题目是由于她意识到，自己确实有可能疯狂或者带有了某种疯狂的症候。但一方面她 又相信，她不是真正的疯狂，因为上帝必将保存她的理性，而《疯话》也不是真正的疯话。实际上林昭正是在这种“疯狂”的状态中，开始了《自诉二书》、《血诗 题衣》、《疯话》和《十四万言书》等一系列浓缩了强烈的思想和情感的写作，到达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和艺术高度。
这使人想起柏拉图的后半段话，他说，人的灵魂在窥见理念世界后，并不能长久处于那种状态，而会仍旧沉落，因为人性承受不了神性的光辉，就像飞 向太阳的人翅膀被融化掉。在神性的重负面前，人性会因之破碎，这也是迷狂状态的真实原因。
林昭自己意识到身上神性与人性的矛盾，她对自己设想的将来的研究者说明，她对当权者说的很多话“超出了楼梯上打架”的政治范畴而带有人性因 素，“这一份该死的‘人性’正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剧的根本原因。”
在写于十四万言书之前的《疯话》中，林昭设想了自己和毛泽东的对话，有似鲁迅《狂人日记》或《野草》中的谵语：“你不是人，我也不是人！你是 个鬼，我也是个鬼！”“这无声的夜，我累了。但你在干什么！跳舞，还是吃人？人好吃么？什么味道？为什么要吃那么多的人？你饿了么？”《血诗题衣》以及 《十四万言书》中，也铺张着激烈纠葛的情感，包括对柯庆施的情感迷狂。这也是《十四万言书》给人的最大困惑。
实际上，林昭对毛或柯抱有的并不是单纯的幻想或迷狂，而是在理性认识到其本质的前提上仍旧不能摆脱的复杂情感，是敏感真挚的人性被自身的神性 压碎之后呈现的悲剧性外观。林昭被人称为“林姑娘”，生性敏感、情感丰富而天分奇高，对于爱情有着超常的理想化追求，极富浪漫情感。早年的两次爱情受挫 后，她表现出剧烈的痛苦，和她在反右中的痛苦不相上下。然而她身上敏感而丰富的人性，在一个人对抗专制的过程中被损伤、压坏了。
在受伤的过程中，她正像胡风所说的“与历史相碰，因压伤而现出光辉”，呈现出惊人的、神圣的美感，类似于古希腊戏剧中像普罗米修斯和安提戈涅 这样的悲剧主人公，以至于被称为“圣女”。这正是林昭的魅力之秘。
林昭魅力的秘密还在于，处于灵魂迷狂状态下的诗人，相当于预言者和先知。林昭自比为普罗米修斯，她的思想也具有先知的特性。作为一个基督徒， 林昭身上的神性来自于上帝信仰，信仰带给了她超出一般反毛泽东、反文革的洞察力，宛如旧约中的先知。这些先知的言语和行为大多具有类似疯癫的激情和隐喻 性。
《十四万言书》的语言与先知书类似，沉痛激越，一泻千里，同时却具有强烈的隐喻性质，比如“独夫”的称呼，实际上并非指称毛泽东个人，而是整 个共产党政权和意识形态的隐喻；对“独夫”或“毛泽东”的激越又晦涩的感情，也更多是一种隐喻，而非真实的个人情感。《十四万言书》因此具有先知书的特 征。林昭以个人人性被压毁的代价，揭示和预言了时代的本质，纵然她对毛泽东或者柯庆施抱有某些幻想，精神上有所分裂错乱，却正是其精神价值的一部分。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林昭写作了《普罗米修斯》的长诗，有自喻之意，而她最亲密的同学倪竞雄更愿意用安提戈涅来描述她。两者都是反抗暴政的英 雄，前者同时具有先知的特征，而后者则具有诗性的优美。可以说，普罗米修斯和安提戈涅合而为一，就是林昭的思想和美学形象。思想和美学价值合二为一，理性 与感情相生相克，造成了林昭独一无二的精神特性。如果说王国维是因为“可爱者不可信”这一时代的痛苦自杀，林昭则是背负了这一痛苦，力求达成使可爱者亦可 信，由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思想史上的意义也超越前者。
43年后，林昭卑微的墓碑漫生青苔，她预言的“后来的研究者”却成为现实，无数人来到灵岩山下探望。他们或许并不能全面理解她的思想，但踏上 覆满落叶的墓地，领悟了她圣洁而悲伤的心魂。